威尔逊:百年前世界大变局中的美国大统领

  极端做法从未消失,但愿世界记得:除了世界大战,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经验教训。

  提起美国总统,你会立马自动脑补谁?华盛顿还是林肯?肯尼迪还是克林顿?罗斯福还是里根?奥巴马还是……现任的“大统领”特朗普?我敢保证,很多人都不会想起他——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评价一个人,是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威尔逊的是非功过,主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纠缠不清。

  一战是个什么节奏?套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里的歌词,那就是“伤痛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前所未见而初次体验的青春……”没错,很多人因此而改变或被改变。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几位,比如先败后胜、备受争议的道格拉斯·黑格,起初并不主张德国参战、最终却成为一战发动者之一的埃里希·冯·法金汉,集民族英雄和叛徒于一身的法国元帅、维希政府首脑亨利·菲利浦·贝当等。但这些人与同时代的威尔逊比起来,犹如“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郁达夫《故都的秋》)。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威尔逊生于牧师家庭,自幼受长老会(基督新教三大流派之一,又称长老宗、归正宗、加尔文派等)家庭背景的影响;青年时代的威尔逊,又转而接受欧洲古典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转型期,他力主建立一套有别于结构主义的人文体系,其特征既是秩序的,又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后来他提出的国际联盟,应可溯源至此)。他认定的经典三法则——导师特性、朋友特性和独立特性,若大而化之,这三法则可视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原则。

  人是自然界非常复杂的物种之一。他们既坚定又脆弱,敏感又迟钝,斩钉截铁又见风使舵。总之,只要能达到目的、利大于弊,那么这个物种常常可以不择手段。威尔逊同样不例外。如在一战已爆发后两年的1916年,威尔逊获得二次提名后,立马在竞选中打出了“他让我们远离了战争”(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号,提示选民不要忘记其任期内既维持了坚定的国策,又避免了与德国或墨西哥的公开冲突这一“丰功伟绩”。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使受到挑衅,他也从未发誓决不参战。这一点,也可能是那幅臭名昭著的漫画形成的缘由之一——这是一战初期的一幅漫画,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嘴中衔着一根象征和平的橄榄枝的鹰说道:“啊!我把你变成一只多么好的鸽子呀!”

  威尔逊最具代表性的“参战宣言”就是“一个违反这些核心权利的国家必须明白,它将被直接的挑战和抵抗所制止并被要求承担责任。很快,这将使这场争斗多少变成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于一个老牌政客而言,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否是“伺机而动”?不得而知。

  然而,从1914年到1917年初,威尔逊一直竭力避战。为此,他多次自告奋勇充当交战方的调停者,但不管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让威尔逊的热面孔贴上了个冷。不过,他这么努力,这么热衷“和平”的表现,大概也是其日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

  温驯的鸽子很快就开始鹰击长空了。在第二个任期,威尔逊操纵“美国号”这艘巨舰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先回放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欧战打得一团糟时,美国朝野依然充斥着孤(观)立(火)主义思潮。甚至当奉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对美籍船只开火并造成损失时,威尔逊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要求德国停止其行为。

  在“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逻辑下,威尔逊于1914年的国会演讲中说:“作为一个人,(我)时刻准备着在一场公正的调停中发挥作用,并以朋友而不是党徒的身份谈论关于和平与和解的建议。”事实上,直到1917年之前,美国一直近乎完美地恪守着1914年的中立宣言。据说,威尔逊为确保一个更有回旋余地的外交政策,还专门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在交战阵营中选择他们的所属方。因此直到华沙陷落,《中立法案》才加上了允许销售战争物资的条款。

  由是观之,威尔逊的“大谋”究竟是什么呢?一句话: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威尔逊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说,实用、实利才是改变他的根本因素。

  有意思的是,实用主义者威尔逊不是“一个人”——随后的继任者越来越实用,“吃相”也越来越难看。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在宣战演讲中一反常态地表示,美国如不参战,整个西方文明都将被摧毁。为此,他要率领“上帝的选民”,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不能不说,威尔逊选择此时“抄底儿”入市,确实是个不错的时机。毕竟,鹬蚌们已厮杀几年了。这样的渔翁式做法,深深影响了威尔逊的继任者,所以不管是二战还是朝战、越战、海湾战争等,均可看到威式战法。

  但威尔逊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出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天灾”。具体来说,应该叫病毒。

  “天下之理,有张必有翕,有强必有弱,有兴必有废,有与必有取”,但关键在于,相关方的意志强弱和综合国力大小,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某一方力量的加入或退出,就像化学中的催化剂,只能改变各反应方的反应速率,但并非决定因素。因此,网络上说美国人的参战才结束了一战,或威尔逊因参战获胜才获得了诺奖的论调,都是把历史片面化、简单化了。

  当然,如果硬要说一战的结束与美国人有关、与威尔逊有关,也不是没有论据的。只是这个论据相当“骨骼清奇”。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一战的结束,是和疾病有关,“就在1917——1918年,一战爆发时,欧洲出现了瘟疫,美国士兵从美国带到欧洲的西班牙瘟疫死掉了1500万人,打仗的部队协约国也好、德国也好,对立的双方士兵都不是打仗打死了几百万,而是瘟疫导致双方各死了几百万。最后这个部队没力气打了,无法打了,就这么停战了。”

  西班牙瘟疫又叫西班牙流感,但事实上并非是在西班牙出现的。只因疫情爆发初期,西班牙被感染的人多达800万而已,就连西班牙国王也被感染了。“知名度”如此之高,所以就被称之为“西班牙流感”。那这个病与美国人是什么关系呢?当时正值一战末期,美国虽参战不久,但威尔逊非常舍得“投资”,投入的兵力高达几百万。这些美国大兵住在拥挤的营地里,就像今天的“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的水兵宿舍那样,这为病毒的大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士兵从美国带到欧洲的西班牙瘟疫”的说法,似并不为过。但若按美国现任“大统领”特朗普的逻辑,美国人感染了这么多,“西班牙瘟疫”还要再兼一个名“美国瘟疫”。

  历史上,这次西班牙瘟疫确实给参战各国造成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各国都出现了兵源不足。就连战后参加巴黎和会的法、美、英三国首脑也染了病。当时为了开巴黎和会,威尔逊坚持在巴黎一连待了6个月,虽然这也使得他成为首位任内出访欧洲的美国总统,但老威回国后不久就中风了,很多人都认为诱因就是西班牙流感。

  威尔逊就像中国的雍正皇帝一样,闲不住。比如他大力任何企图阻碍战争工作的反战团体;由于没有实施配给制,导致其任内的消费品价格飞涨等等。不过,由于他鼓励购买战争债券的工作大获成功,结果那些债券使得美国的战争开销一举转化为“20年代的繁荣”。

  此外,威尔逊还建立了西方社会中的首个政治宣传机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国会还于1917年授权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组织四个志愿者师团到法国参战,但威尔逊认为,此举会助长政敌的力量而掐死了“美国志愿军”的“欧洲梦”。

  但几乎与此同时,威尔逊干的另一件事却至今被津津乐道。1918年9月,威尔逊一改过去对平权运动熟视无睹的态度,首次恳请国会开了一次会议,要求保障妇女的选举权。他说:“我们已在这场战争(一战)中与妇女结为同伴,难道我们只在她们牺牲和受苦受难的时候承认她们是同伴,而不承认同伴应拥有的权利吗?没有女性的参与,美国打这场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战争结束后,许多女性还是被迫回归了家庭,但到了1919年6月,第19条修正案就将妇女有权投票的内容写入了美国宪法。

  不过,如果你以为威尔逊只会干些国内的“小儿科”事务,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一战结束后不久,威尔逊就发起了一场“积极的运动”,希望创建一个全球联盟以防止未来的国际冲突。“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可以说,威尔逊的这个观点是相当富有政治远见的,甚至就从那时起,以威尔逊为首的美国人就开始以“上帝的选民”进行全球谋划了。只不过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美国人膨胀得太厉害,又是“长臂管辖”,又是“自由航行”,又是“世界警察”,又是“国际宪兵”……得意忘形之下,也开始接连不断地吃起了亏。甚至,直接导致后辈如特朗普们开始接连不断地退群了。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首次论述了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想法。抛开其意识形态及政治成见,纯粹从理论、学术角度看,这个十四点原则是相当缜密且美好的——在结束旷日持久的一战之时,还能让世界诸国正常化,使所有国家均有实现共享的、公正的和平——这难道不是“真香”吗?

  由此可见,威尔逊已不满足只做美国人的总统了,他还要成为世界级的“顶层设计者”。为此,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不知疲倦地大力推销其“国联”计划,最终也得偿所愿,在《凡尔赛条约》中成功加入了关于创建国际联盟的章节。

  现实永远比剧情更精彩。尽管威尔逊是“国联之父”甚至“联合国之父”,甚至还因创建国联而呕心沥血、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最后直到国联灰飞烟灭,美国也没能“忝列其中”——参议院不支持。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威尔逊未能使美国加入国联是其任内所犯的最大错误,甚至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任期内的最大败笔之一。

  但当时的国际格局其实是相当分裂的:国联主张“大一统”,但其华丽皮袍下,却透出了惨不忍睹的“虱子”——《凡尔赛条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为德国的民族主义乃至二战的大爆发,埋下了“定时炸弹”。

  人类世界向来都是貌合神离的。唐纳德·E·戴维斯(Donald E. Davis)和尤吉恩·P·特拉尼(Eugene P. Trani)如此总结道:“威尔逊、蓝辛、科尔比帮助打下了冷战和遏制政策的基础。虽然还没有军事对抗、武装对峙和军备竞赛,但一些基本元素都已存在了:怀疑、相互误解、厌恶、惧怕、意识形态的敌对以及外交孤立……每一方都被意识形态、被资本主义与的对立所驱使,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要重塑世界。”

  也就是说,当威尔逊还在为他的国联梦碎而捶胸顿足之时,他自认为已改变的世界正以别样的速度改变着更多人的命运。很显然,威氏“大统领”并没有带领美国从“伟大走向伟大”,只是在使美国进入短暂的虚假性繁荣后,很快就跌入世界大萧条,还影响了继任者们萧规曹随,最终跌入更大的深渊……目前,美西还一再歪曲是他们战胜了纳粹——只有那些力不从心、力有不逮者才会如此涂脂抹粉,真正的居功至伟者从来都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或坚持“事实胜于雄辩”。

  因此,事到如今,拥有6000枚核弹头和800个军事基地的美国就不要再幻想单靠自己在军事、经济、技术霸权、人才等方面的几个“大拳头”就可以打遍天下、为所欲为了。

  极端做法从未消失,但愿世界记得:除了世界大战,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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